（報告出品方/作者：華泰證券，易峘，常慧麗，PhD，劉雯琪）

一．共同富裕，首先仍要尋求發展（增長）

雖然在新時期“共同富裕”的長期目標下，“效率”與“公平”，“增長”與“安全”的目標需要“再平衡”，但是，共同富裕仍然包含了對增長速度一定的要求。而且，目前中國的很多問題，如城鄉收入差距，社會服務不足，金融風險的“灰犀牛”，局部房價負擔過重等，仍需要在發展中才能得以更順利地化解。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簡稱“建議”）中提出了2035年“人均收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遠景目標。隱含2021-2035年的（美元計）年均實際人均GDP增長為4.7%。雖然目前有關“共同富裕”遠景的各項收入分配/社會服務的量化指標仍在探討和制定過程中，但是，建議中提出的2035人均GDP翻倍、卻是一個已經量化的“硬指標”。也可以理解為，這個目標解釋了“共同富裕”中的“富裕”部分。 達成這一目標并非全無挑戰，從數學上看，有幾點值得關注：

1. 歷史上看，人均GDP目標通常以美元計價。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兩度設立了“人均GDP翻兩番”的目標。第一次是1995年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到2000年，在人口比1980年增長3億左右的情況下，實現人均GDP比1980年翻兩番的戰略目標。第二次則是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了人均GDP到2020年要比2000年翻兩番，兩次目標都是按照基年美元計價。這就意味著，（人民幣計價）的人均收入上漲和匯率升值都可以推動實現這一目標，而人民幣貶值可能加大達成目標的阻力。從長期購買力平價的角度分析，中國相對實際增長/效率提升超越美國，才能支撐匯率持續升值。考慮到這些制約因素，在之后的15年，中國實際GDP增長持續超過美國，更有利于這一目標的順利實現。

2. 假設一定幅度的匯率升值，中國可能仍需在“十四五”期間將實際增長保持在5.5%左右，隱含2022-25的平均增長在4.8%以上。數學上看，假設中國增長速度超過美國趨勢水平（2-3%），且2021-2035美元計的實際GDP增長要保持在4.7%或更高的速度。同時，考慮到資本存量增速將“回歸”常態及勞動力人口可能下降，潛在增長率可能每年下0.3個百分點左右（具體分析請見第二部分）。這么看，假設人民幣每年升值1個百分點左右、在2021-2035橫跨的三個5年計劃，平均增長率分別保持在5.5%左右、4 %左右，2.5 %左右可能較為合理。實際上，“十四五”期間GDP的增長目標也的確設定在5.5%左右。受益于去年疫情的低基數，“十四五”開局良好，實際GDP增長可能達到8-9%之間。如此推斷，2022-2025年仍需維持4.8%以上的增速，方能完成十四五期間的增長目標。拉長看，2020-2035年的平均潛在增長率仍應保持在4%左右，方能支持人均收入目標的順利達成。

二．“分配”之前，如何“將餅做大”？

如上文論述，僅從數學上看，實現“共同富裕”目標，仍需“將餅做大”。而即使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考慮，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也將為收入“再平衡”及化解重大風險（尤其金融風險）提供更有利的宏觀環境。

那么，如何在不犧牲公平的情況下提升效率？——從推動潛在增長率的要素分解來看及中國目前面臨的制約來看，提升人力資源素質、及通過改革和創新推升全要素生產率方為“正解”。

首先，經濟學將推動潛在增長率上升的驅動力分別來自人力資源增厚、資本存量增長、及全要素增長率上升。根據經濟學常用的柯布-道格拉斯（Cobb Douglas）生產函數，決定經濟產出水平的主要因素是人力資本、資本存量以及全要素生產率，其中人力資本由勞動力規模及勞動力素質兩部分構成，資本存量代表固定資產投資扣除折舊之后的實際累積規模，全要素生產率指除人力資本和資本存量之外的其他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主要包括科技、制度等。由此，通過增加勞動力數量和提高平均受教育程度來增厚人力資本，擴大投資規模來推動資本存量快速增長，以及加快科技發展和深化改革開放等來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均能推升潛在增長率。

1. 中國近年潛在增長率下降主要源于全要素生產率和人力資源增長乏力。2008年以來，全要素生產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明顯下降，從1998-2007年平均的4.2個百分點下降2個百分點左右分別至2008-2015年平均的2.2個百分點、2016-2019年平均的2.1個百分點，可能受“四萬億”后投資率過高、 “后發優勢”不斷減弱以及產業結構調整等多重因素影響。隨著中國人口增速放緩，勞動力規模對增長的貢獻持續下滑，從1979-1997年平均的1.4個百分點降至1998-2007年平均的0.5個百分點、再進一步降至2008-2015年平均的0.2個百分點，而由于勞動力規模不再擴張，2016-2019年平均的貢獻為0。相比之下，勞動力素質（即教育水平）對增長的貢獻下降相對平緩，1979-1997年平均為1.6個百分點，1998-2015年平均仍達1.2個百分點，但2016-2019年的平均貢獻也降至0.8個百分點。

2. 在中國目前環境下，資本存量增速及對增長的貢獻難以進一步上升，且應該有所下降。與全要素生產率和人力資源不同，資本存量對增長的貢獻保持相對高位。2015年以前，資本存量對增長的貢獻逐級上升，從1979-1997年平均的3.3個百分點升至1998-2007年平均的4.1個百分點，“四萬億”推出后進一步升至2008-2015年平均的5.2個百分點。近年來，雖然資本存量對增長的貢獻回落至2016-2019年平均的3.8個百分點，但仍高于1979-1997年的平均水平。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之后，中國投資率明顯超出符合消費最大化的“黃金”水平，表現為投資回報率下降、宏觀杠桿率快速上升。由于過度投資導致資本回報占比過高而勞動報酬占比過低，也不利于實現共同富裕。長期看，如果資本存量增長最終向資本形成總額增長回歸，資本存量增速將從目前的約6.5%下降至4%左右，假設接下來的15年完成回歸，那么如第一部分（第4頁）所提及的，資本存量降速對增長的貢獻每年可能減少約0.2個百分點。

3. 當勞動力增長的貢獻即將轉負的時候，保持接下來15年平均接近4%的實際增速，需要大力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和人力資源素質。一方面，自愿延長退休年齡可以快速彌補一部分勞動力下降的影響。據世界銀行估計，到2030年，中國即將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口（即15-24歲人口）與即將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人口（即55-64歲）人口之間的缺口將達到6,263萬人，占2020年總就業人數的8.3%。目前我國老年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已明顯低于發達國家，而我國人口平均壽命接近發達國家，如果延遲退休，有助于增加占比在10%左右的老年人口的勞動供給，尤其是緩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退休過早的現象，提高潛在生產率。

綜合看，目前出生率狀態和發展階段的制約下，可能需要加快提升勞動力素質及全要素生產率來彌補勞動力人數下降和資本存量增長回歸常態對潛在增長率的明顯拖累。雖然相關政策已經開始逆轉，但出生率下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1988年以來，中國人口出生率持續下滑，從1987年最高的23.3‰下降至2019年的10.5‰，降幅高達55%。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僅在2016-17年小幅提振出生率，之后出生率便掉頭加速下行。所以，勞動力人口變化對增長的貢獻轉負中期難以逆轉。如果資本存量對增長的貢獻“回歸常態”、從目前6.5%左右的增速降低2-3ppt，那么需要較為持續的全要素增長率上升、以及人力資源素質提高來彌補。

人力資源素質提升可以依靠城鎮化，提升受教育水平（普及義務教育），改善教育服務質量，及加強職業教育等措施來實現。具體看，

1. 城市落戶將有助于延長農民工有效“退休”年齡，同時加強職業教育將促進其連續就業及積累人力資本，增厚中國有效人力資本存量。由于存在戶籍制度壁壘，農民工較早從城鎮“退休”、在45歲以后大量返鄉務農，而城鎮勞動者平均退休年齡為55歲左右。同時，農民工不能市民化，導致每年春節出現農民工集中返鄉，春節后農民工通常頻繁“跳槽”，難以形成固定職業，積累人力資本。加強農民工職業教育，一方面將提升其職業技能，為制造業升級提供大量新型產業工人，另一方面將有助于提高農民工工資收入，增加其財產收入，促進共同富裕。目前2020年農民工占就業人員的比例高達38%，而農民工平均年齡已升至41.4歲，其中50歲以上占比快速上升，加快農民工城市落戶顯得尤為緊迫

2. 教育水平與教育服務質量均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雖然我國平均受教育程度有長足進步，但相比發達國家，我國平均受教育年限仍偏低，尤其是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僅比OECD國家的1/3水平高一點。從出生年份看，我國1995年及以前出生的人口中，超過1/5的人口未受過高中教育。而在高等教育快速發展的同時，我國還面臨新增人力資本與產業層次結構不匹配的問題，由此造成大學生就業難與“招工荒”并存的現象。這些都反映我國普及義務教育和高職教育還有較長的路要走，同時教育系統改革也迫在眉睫。

2. 私營經濟的興起。上世紀90年代初，隨著中國確立市場經濟體制，私營經濟得到大力發展。截至2019年，私營經濟占城鎮就業人員的比例已從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不足20%大幅上升至87%，解決了城鎮絕大多數居民的就業。與國有部門相比，私營部門市場競爭更充分，資源配置效率更高，因此私營經濟興起對全要素增長率有明顯提振。

在當前的局勢和限制下，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可能更多依靠城鎮化、突破科技前沿完成產業升級、提高國有資產運營效率，提高金融資產配置效率、以及保持對外開放水平來實現。如上所述，全要素生產率主要有科技與制度兩大組成部分。回顧過去，科技進步之外，中國全要素增長率的源泉是四大方面

1. 城鎮化。改革開放初期，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農業勞動生產率大幅提升，出現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伴隨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人口從農村大規模轉移到城市，推動中國城鎮化快速發展。截至2020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大幅上升至63.9%，同期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也從15.8%升至45.4%。勞動力從低收入和低效率的農業部門轉向收入和效率更高的工業和服務業，這使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

2. 私營經濟的興起。上世紀90年代初，隨著中國確立市場經濟體制，私營經濟得到大力發展。截至2019年，私營經濟占城鎮就業人員的比例已從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不足20%大幅上升至87%，解決了城鎮絕大多數居民的就業。與國有部門相比，私營部門市場競爭更充分，資源配置效率更高，因此私營經濟興起對全要素增長率有明顯提振。

3. 改革開放促進產業急速升級。自2001年加入WTO以來，中國經濟快速融入全球產業鏈，并持續向產業鏈更高端攀登。以中國出口結構為例，過去三十年間，紡織品等低附加值制造業的出口占比持續下降，而附加值更高的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占比持續提升。

4. 財政地方政府事權上升。雖然土地財政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但地方政府通過土地出讓收入籌資進行大規模基建投入，明顯改善中國交通和通信網絡基礎設施水平。軟、硬基礎設施成本下降推動中國制造業產業升級，并帶動中國服務業效率大幅提升。此外，近年來，政府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明顯上升，轉移支付力度加大促進收入分配改善，也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往前看，在新的國際形勢下，科技創新、城鎮化，以及加強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可能是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主要抓手，而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繼續對外開放可以保持并提升中國企業的活力。過去四十年間推升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以上四大因素可能沒有太大的提升空間。具體看，農民工就業人數可能增速放緩、甚至趨于下降，而更需有序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私營經濟占比或將趨于穩定，而提高國有資產的運營效率可能更為重要；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升溫下，進一步提升開放程度將面臨制約；在地方隱性債務風險加大下，地方政府進一步加大基建投資的效率或將大打折扣。因此，未來我們更需通過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推進新型城鎮化、以及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來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此外，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繼續對外開放有助于提升產業競爭力。

三．我國（廣義）收入分配的現狀

這一章節中，我們從收入分配、財產分配和社會服務分配三個層面來分析中國收入分配及生活水平的現狀。我們總結了以下幾個特點：從狹義收入分配層面看，勞工報酬在國民總收入中占比總體偏低、收入差距較大——城鄉、地域間差距尤為明顯；從廣義財產存量考量，分配可能更為不均等。同時，城鄉和區域間社會服務的可得性及質量也存在較大差距。

首先，狹義收入分配層面看，勞工報酬在國民總收入中占比總體偏低、收入差距較大。

1. 一次分配中勞工報酬比例偏低，資本回報偏高。根據省際收入法GDP構成數據，中國的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為47.5%左右（2017年數據），相比2007年的低點40%有所改善，但在國際比較中，勞工報酬比例仍屬偏低——2019年，美國勞動報酬占比為53.6%，法國為52.2%，德國為51.8%，而日本為51.6%。誠然，勞動報酬的占比僅僅是分析收入分配的一個不全面的指標，因為勞動報酬里還包括壟斷行業及公務員等行業。對于中國而言，由于勞動力市場發育相對滯后，尤其是在過去勞動力總供給長期大于總需求的背景下，沒有形成有效的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平衡機制，勞動力要素在參與分配的過程中并沒有完全反映實際價值，導致其在一次分配中占比偏低。

2. 總體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城鄉、區域差距尤甚 。中國的收入差距整體來看在縮小，但基尼系數仍處較高水平，城鄉差距、區域差距、行業差距均存在。 中國的收入基尼系數較高。統計局數據顯示，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自2003年開始上升，2008年達到峰值0.49，隨后有所回落、 維持在0.46-0.47之間，而2019年為0.465。按照聯合國標準，0.4以上即表示該國收入差距較大的警戒線。盡管統計口徑可能存在不同，中國當前的收入基尼系數0.465顯著高于美國（約0.41、2019年），德國（約0.32、2016年）以及日本（約0.32、2013年）的水平。 城鄉差距在減小，但仍不容忽視。

過去二十年中，在人口老齡化、城鎮化進程、生育意愿下降等多重因素影響下，中國的農村勞動力總量快速減少，2017年農業勞動力比重已經下降至27.7%，但絕大多數發達國家的農業就業人員占比遠低于這一水平。實際上，即便是最高的新西蘭農業就業人員占比也僅有5.7%左右。盡管2008年以來，低保、惠農、社保和戶籍制度改革相繼出臺，農村可支配收入快速上漲、城鄉收入差距在減小——2020年城鄉居民收入倍差從2010年的2.99下降至2.56，但就絕對值而言，城鄉之間、以及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仍然很大。

居民收入明顯呈現“東部強于西部”地域差距的特點。2019年全國平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2359元/年，而北京和上海均超過70000元/年。與之形成對比的是部分西部和東北地區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明顯落后。盡管西安、哈爾濱、蘭州、和西寧均為省會城市，即傳統意義上的二線城市，但2019年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未超過全國平均水平。

此外，不同行業間工資差距顯著，例如信息技術、科技、金融及壟斷行業收入更高，而農林牧漁、住宿餐飲服務，以及建筑等行業收入偏低，這也是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來源。

其次，狹義收入之外，居民的廣義財富還包括財產因素，而由于積累效應，財產差距往往比收入差距更為顯著。

1. 財產差距不斷拉大。財產性收人在居民收入中的份額從2007年的不到2%快速上升至2013年時的8%，同期勞動收入份額不斷下行至低于50%。這一方面是由于財產的累積速度比收入增速更快：2002年到2013年的居民的財產年均實際增長率是17%，另一方面則是由于財產分配的不平等：2002-2013年間，財產最少的10%人群的財產份額由1%降為0.3%，而財產最多的10%人群的財產份額則從37%上升到48%。從全國層面來看，2007年財產性收入對全國收入差距的貢獻為3%，到2013年卻已達到11%1。往前看，財產性收入分配對我國收人分配的影響可能仍在不斷增大。

3. 城鄉居民的財產差距比收入差距更為顯著。2002-2013，城鎮居民人均財產的年均增長率為16.8%，而農村居民為14.1%。統計局《城鄉一體化住戶調查》顯示，農村居民總收入中財產性收入占比僅2.4%，大幅低于城鎮居民10.4%的平均占比。總量上，農村居民年度總財產性收入僅為城鎮居民的 8.6% 、或約十二分之一。造成農民工收入和財富積累水平偏低有多重原因，但其中較為重要的一點是各城市對非戶籍人口在就業 、社會保障、教育和置業各方面較之戶籍人口實行更強的限制。

4. 大城市房價快速上升也是居民財產差距的重要源頭。據《中國收入分配格局的最新變化》（李實、岳希明、史泰麗等，2019）2，房價上升解釋了全國居民財產差距擴大的40%以上。這是由于權力更大，社會地位更高的個人可能會擁有更多的住房財富，而且住房改革對在城市中正式就業且有公有住房的員工更加有利。隨著各地房價均大幅上行，住房私有化對于城鎮居民帶來的收入分配影響也就越突出。 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個人所得稅調整稅收的作用非常有限，且包括遺產稅和房產稅等在內的直接稅征收體系尚不完善，調節的機制較為落后。

最后，公共服務方面，總體教育、醫療服務水平偏低。同時城鄉與區域間不平衡的現象突出。如第六部分詳述，2019年中國公共教育支出、醫療支出在GDP中的占比分別為4%和6.6%，無論是和其他國家比，還是和其他行業比，均存在較大缺口。同時，公共資源的分布在城鄉和城市間相當不均；例如，城區房價房租及其他生活成本的不斷上漲，直接迫使城市雇傭勞動力遷至距工作地更遠的郊區居住，反而促成中國超級城市郊區化加速，同時這一進程加劇了城市資源分布不均衡的問題。大量的郊區居住人口缺乏教育、醫療等基本配套設施，生活不便。再比如，多數城市在就業、置業、醫療、教育，甚至購車等一系列領域均對非城鎮、非戶籍人口設有更嚴格的約束，這一體制差異帶來諸多連鎖反應，包括農民工多在50歲以前返鄉/離開城市，子女教育不連貫、無法享受與城鎮居民同等的醫保條件，以及財富積累薄弱、消費水平偏低等。

四．“一次分配”如何在不犧牲效率的同時向勞動者報酬傾斜

一次分配是指市場中自然形成的收入分配，二次分配則是指在一次分配基礎上借助政府調節進行的居民收入再分配，三次分配是指處于自愿、習慣、或道德因素影響下把可支配收入的部分捐贈給其他社會群體。

在“十四五”規劃中提到， 1. 一次分配應當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著力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2. 二次分配應當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和精準性，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 3. 三次分配應當發展慈善事業，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

在我們看來，一次分配提高勞動者報酬的主要著力點在于以下幾點：一方面，繼續大力推進真正意義上（落戶的）戶籍城鎮化，并提高知識和人力資源在生產資料中的比例，以及防止資本產生過高的壟斷利潤等。在勞動者內部報酬分配層面，戶籍城鎮化、調整產業結構（如降低地產金融等行業在增加值中的比例）等措施均可能有所幫助。

1. 新型城鎮化，即繼續大力推進真正意義上（落戶的）戶籍城鎮化。如上所述，在主要國家中，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偏低，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中國農業人口比重較高，而城鄉收入差距近年來雖有改觀但仍處于高位。提高勞動報酬比例關鍵是提高農業勞動人口收入，這固然需要加快農村土地流轉、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但更重要的是推進新型城鎮化，加快農民工向新市民轉變，從而實現同工同酬，縮小收入差距。

2. 提高知識和人力資源在生產資料中的比例。中國勞動報酬占比偏低還與產業結構有關，目前資本密集型行業占比過高，直接導致資本回報占比偏高，由此亟需促進產業結構向知識密集型轉型。在知識經濟時代，產業發展和“裂變”對信息交流及市場交易效率的依賴度更高，因此需要產業和從業人員在一定空間中的“集聚效應”。例如，美國自1980年以來人才加速向大城市聚集，2018年受過高等教育人口在大城市的聚集度遠高于1980年。在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中低端制造業和服務業均已達到較成熟的水平、并形成了較完整的產業鏈，但在高端制造業以及高附加值服務業領域仍有較大的“補短板”空間。此時加大城鎮化“密度”帶來的“聚集效應”，將有助于促進產業集群、催化產業升級，紐約都會區形成的單位面積人口和產出密度遞減的內核、內圈、以及外圈即是例證。

此外，隨著中國“數字化”飛速發展、以及服務業專業化程度提升，數據正快速成為關鍵生產資料。作為新的生產要素，如果數據被過度集中持有的話，可能會加劇收入分配差距。對于數據這一新型生產要素如何分配、如何定價正成為全球政策制定者的關注點，相關的法律制度、政策措施、市場監管等尚需進一步論證，但可以肯定的是，數據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將明顯提升。

3. 防止資本產生過高的壟斷利潤，調整產業結構。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加強重點行業監管、尤其是數字資產使用的相應監管，將有助于縮小行業收入分配差距。同時，我們注意到，金融和地產占比高的經濟體往往財富和收入差距更大。近年來，中國各線城市間房價走勢日益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收入分配差距。一方面，房地產行業占比偏高會影響收入分配，即地產相關行業的收入水平明顯較高。另一方面，房產在代際之間的傳承也會加劇財富差距。

五．“二次分配”推動共同富裕之一：稅收體制改革

二次分配是指在一次分配基礎上借助政府調節進行的居民收入再分配。二次分配推動“共同富裕”需在稅收制度、社會服務均等化以及宏觀調控政策等多個層面共同推進。本部分我們先詳述稅收制度。

中國的稅收制度分為中央稅、中央及地方共享稅，以及地方稅三個層級；稅種以增值稅、企業所得稅、消費稅以及個人增值稅為主。從結構上來看，企業部門繳納增值稅、所得稅、其它各類流轉稅，以及大部分的社保繳費；而在個人財產端，個人所得稅制度仍在改革之中，并且在總體稅收中占比不高；此外，個人財產稅幾乎缺失，也使得稅制調節收入和財富分配的能力較弱。由此可見，在稅制改革中，應該既做加法、也做減法——增加直接稅比重、降低增值稅及中低收入階層實際稅率、引進財產性稅收均不失為有益之舉。

通過與海外稅制結構的比較、以及從二次分配提高收入分配均等化水平的角度考慮，我們認為稅收體制的改革可能主要由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 逐步增加直接稅比重。2019年數據顯示，中國的直接稅（主要為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等）占比僅為41%，明顯低于美國的81%和德國的73%。這意味著在中國，有將近60%的稅收是間接稅并在流通環節征收，這其中包括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關稅等等。間接稅具有可轉嫁性、累退性、隱蔽性等特點。首先，間接稅納稅義務人可以通過提高價格把稅收負擔轉嫁給別人，當商品價格上漲時，間接稅往往隨之上漲，“順周期”特征較為明顯，在逆周期調節方面較弱。此外，“累退性”是指，收入越高的人，在間接稅的負擔上所承擔的比例越低；反之收入越低的人承受的比例越高，這樣一種特性顯然對擴大消費相對不利。更長遠地看在目前的分稅財政體制下，規模較大的工業對于間接稅的貢獻較大，而服務業貢獻較低，過分倚重間接稅可能并不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2. 擴稅基、降實際稅率。擴稅基主要包括兩個層面1）目前中國企業仍是繳稅主力，而個人繳稅比例較低；2）通過（企業）間接稅向（個人及終端）直接稅的轉換，擴大高收入人群繳稅的渠道。

1) 首先，中國稅收的主要納稅人是企業，生產環節和使用環節的稅收納稅人為企業，再分配環節的稅收則以企業所得稅為主，仍然主要是企業。隨著服務業和數字經濟的發展，以增值稅和所得稅為主的企業稅收體系亦面臨稅基范圍、納稅人和征稅對象等不斷變化的挑戰。此外，在生產環節征稅可能會伴隨著一些因關聯業務而產生的征管問題，而在零售環節征稅則更加有利于控制稅源。

2) 在個人稅收層面，首先是繳稅比例較低（主要是缺乏財產性稅收），其次是消費稅對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尚不明顯。如前文第三部分所述，中國居民的財產增長已經明顯超過收入增長，且家庭資產的分布不均等程度較高，但財產稅相對缺失。中國人民銀行2019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情況調查表明，家庭資產以實物資產為主，住房占比近七成，資產分布分化明顯。大量的私人財富是財產稅的潛在稅基，但仍然脫離于中國當前的稅制體系之外。

此外，個人所得稅的征收范圍并未覆蓋到所有的真正意義上的高收入人群，繳納主力實為工資收入占比較高人群。兩方面原因疊加，導致中國當前的個人所得稅加上財產稅收占總體稅收的比例只有8%，而美國這一比例高達54%，德國有31%；個稅加財產稅收占GDP比例在中國只有1%，美國和德國分別為13%和12%，差距是顯而易見的。此外，隨著居民消費觀念、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的變化，炫耀性、投資性和奢侈性的消費開始增加，而零售環節消費稅對于收入分配調節的作用尚不顯著。

3) 當然，在擴大稅基的同時，稅率要保持在較低水平——過高的稅率會導致企業和居民創新和發展的動力減弱、甚至增加逃避稅收的動力。因此，從效率的角度看，寬稅基低稅率有利于降低稅收導致的無謂損失，降低納稅人稅負，減小征管成本。更為理想的方向應是將更多的主體納入稅制體系，降低實際稅率，提高稅收效率。

3. 加速推進財產性稅收制度。以美、英及德為例，財產稅主要包括房產稅、遺產稅，及資本利得稅等稅種，且三國的財產稅在總稅收中的占比分別達到13.4%、14.4%和3.3%。反觀中國，目前整體財產稅稅制建立仍處在“小試牛刀”的階段：

1) 房產稅：放眼全球，房地產稅較為常見，主要分為歐美模式和東亞模式，前者為主流。美國、德國和英國的房地產稅以評估價值為征稅基礎，并參考市場價值；稅率形式上，美、德為比例稅率，而英國為累進稅率。例如，美國地方政府“以支定收”自主確定房地產稅稅率，各州實際稅率介于0.27%至2.44%之間；英國則將房屋依評估價值分成A-H八個等級（威爾士是A-I九個等級），每個等級實行定額稅收。總體來看，房產稅是歐美國家相當重要的稅收來源——2019年，美國房產稅占總稅收比例達12.1%，英國則為12.4%。較為特殊的是德國，德國首套自住房不收房產稅，只有在使用第二套及以上住房時繳納二套住房稅，二套住房稅是否征收，取決于房屋使用目的和使用者收入情況。通常情況下，居民由于工作調動等原因而必須使用第二套住房，或是二套住房使用者無收入，則可免稅。

由此，德國的房產稅占總稅收比例較低，為2.8%。目前來看，中國的房地產稅改革試點漸行漸近：2011年1月，上海、重慶開始試點房地產稅，上海只對新購住房征稅，不涉及存量住房，重慶只對獨棟別墅、高檔住房和多套房征稅，兩地稅率均不高。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加快房地產稅立法并適時推進改革”，此后房地產稅立法被提上日程；2018年房地產稅立法工作列入五年立法規劃。 2021年5月，財政部官網發布消息稱，房地產稅試點工作座談會召開，房地產稅試點擴容有望正式提上議程。

2) 遺產與贈與稅：遺產稅亦是各國調節財富差距的常用手段，美國的遺產稅稅額需參考遺產的價值，稅率為18%-40%不等；英國遺產稅的起征點則為32.5萬英鎊，生前贈與財產稅率20%、遺產稅稅率40%；德國則為各類財產繼承人設立了不同門檻的免稅額，稅率則從7%-43%不等。盡管遺產稅對于調節代際之間的財富分配有切實作用，但從實際操作層面上看，遺產稅的稅基較小、對整體稅收的影響不大。目前中國尚未實行專門的遺產稅或贈與稅稅種。

3) 資本利得稅：在較為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普遍針對資本利得開征專門稅種，而為了鼓勵長期投資，對長期投資所實現的資本利得，往往會給予優惠稅率。美國的資本利得稅根據其收入劃分稅率，最高不超過20%，英國則分為兩檔，10%/20%。2019年，資本利得稅占美國總稅收的比例為3.8%，是遺產稅的7倍有余，英國的資本利得稅則占總稅收的1.3%。今年4月，美國總統拜登提出將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家庭的資本利得稅從23.8%提高到43.4%，如果實現，這意味著高收入人群的實際資本利得稅繳納額可能會大幅上升。當前中國對于投資股票征收印花稅而非資本利得稅，對于債券投資則視不同情況征收所得稅和增值稅（國債、地方債免增值稅）。

我們認為，就財產稅制度的推進而言，房地產稅是建立住房長效機制的必要環節，而征收的客觀環境已經相對成熟。預計房地產稅的試點范圍將逐步擴大，房地產稅稅率的確定和征收將兼顧效率與公平。另一方面，資本利得稅、遺產稅與贈與稅等稅種在達成社會共識、乃至出臺法律、推行實施方面可能還有較長的路要走。

六．“二次分配”推動共同富裕之二：社會服務均均等化

社會服務均等化的目的，是確保收入分配“向下有保障、向上有空間”，尤其是后者。主要手段是通過加強轉移支付推動社會服務均等化中的使用效率。中國各省的收入非常不平均：2020年人均GDP最高的省和直轄市（即北京/上海）達16.5萬元，與最低的甘肅（3.6萬元）之間差將近5倍。既然地區經濟不平等，則財政的不均衡是一個必然結果：在34個省級行政區中，前七的省/直轄市貢獻了超過一半的總體財政收入。由此，低收入地區無力向其居民提供更高標準的公共服務，中央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在減少省際間的不平衡相當重要。

1. 醫療基礎設施領域 中國總體醫療幅度水平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城鄉、區域間的醫療服務差距較大。2019 年中國醫療支出占 GDP 的比例為 6.6%，遠低于法國、德國和加拿大的 10% 左右以及美國的 17.8%。人均醫院床位（千分之五，2019年）、人均衛生健康系統人員（千分之九，2019年）均提示醫療資源仍相對匱乏，尤其是在農村地區，上述兩個指標在2019年的農村人口中僅為1.48‰和1.56‰。此外，地域之間的差距也很大，2018年全國人均衛生費用為4207元，但北京高達11409元，而河南僅有3143元

具體措施方面，我們認為中國與醫療相關的財政投入仍有待增加。同時，長久以來，“看病都往大醫院擠”幾乎已成慣常現象，多層級醫療保障制度的推行和實踐仍有待改進。一方面，分級診療體系需要更加完善，形成包括基層醫院、社區醫院，以及民營醫療機構等互相補充的醫療系統；另一方面，為了更好地體現醫護人員的技術與勞務價值，需要構建更加合理的勞務報酬體系。

2. 教育領域 如前面第二章節所述，中國人口總體受教育水平距發達國家仍有差距。2015年中國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比僅為13.4%，距離OECD平均水平34.5%差距甚大，且有大量人口從未受過高中教育。更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二十年來，職業教育的發展并不盡如人意，職業學校畢業生/技能型人才面臨諸多難題；此外，職業培訓的發展也較為緩慢。

中國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例偏低，且城鄉及區域間間教育水平差距大。 2019 年，中國教育 GDP 占比為 4%，相比之下美國的公共教育支出總額約占 GDP的 5.0%，中美教育資本投入仍有一定差距。在中國內部，不同省份居民的教育資源并不均等。截至2020年，全國1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9.9年，這意味著全國層面而言，九年義務教育已完全實現。然而，仍有青海、云南、貴州和西藏四個省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9年，與發達地區仍有較大差距。

此外，教育體系應更加傾向于多元化發展，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互相補充。首先，職業教育是對普通高中教育的一個補充。2020年中國農民工的規模已經達到2.8億人，占總人口的20%、全國就業人員的38%，這部分人群、尤其是其中年輕人群的受教育程度明顯不足、針對性不夠。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有關調查，新生代農民工最短平均0.11年“跳槽”一次，最長平均兩年流動一次，64.9%的新生代農民工在半年內就會更換一次工作、堅持一年以上的僅為2.7%3。農民工頻繁的跳槽意味著這部分人群難以形成固定職業、積累人力資本。

另一方面，市場又對技能嫻熟的職業教育完成者需求量較大，存在較大的供需缺口。值得注意的是，進城務工流動人口平均年齡快速攀升，凸顯抓住當前窗口釋放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厚“有效人力資本”已是迫在眉睫。農民工調查的數據顯示，農民工的平均年齡在2008 年為34 歲，此后逐年攀升，至2020年已經上升到了41.4 歲。試想，如果能夠通過職業教育的良好發展提升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及工作質量，將對增厚整體人力資本帶來舉足輕重的貢獻。

中國慈善機構數量少，且運作不夠市場化。從受贈方看，中國慈善捐贈主要流向公募基金會（2019年占比44.9%）、慈善會系統（2019年占比26.4%）等具有官方背景的專業機構。中國民間慈善機構數量較少，且收到的慈善捐贈相對有限。截至2020年6月底，中國登記認定的慈善組織僅為7,169個。相比之下，美國慈善組織量多面廣，運作更加市場化。美國國家慈善統計中心（NCCS）數據顯示，2019年在美國注冊的非營利組織已經超過了150萬個，工作人員近1,140萬人，是美國的第三大產業，而中國社會組織僅有美國的一半，其中基金會僅有7,580個。

國資劃轉充實社保已全面推開，有助于進一步實現社保制度的公平性和可持續性。截至2020年末，中央層面劃轉部分國資充實社保已收官，共劃轉93家中央企業和中央金融機構國有資本總額1.68萬億元；地方層面的劃轉工作則將繼續推進。

七．“二次分配”推動共同富裕之三：中國特色的結構性貨幣政策

目前具有結構性調節功能的再貸款再貼現已占央行基礎貨幣供應的三成有余。2015年以來，隨著中國外匯流入放緩、甚至轉為大規模外匯流出，央行主要通過MLF、PSL等再貸款工具來投放基礎貨幣。雖然MLF被視為中期貨幣政策工具，但MLF的實施對象是符合宏觀審慎管理要求的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具有一定的結構性屬性，而PSL主要是支持國民經濟重點領域、薄弱環節和社會事業發展。截至2021年7月，MLF+PSL合計占基礎貨幣的26.1%。

與此同時，央行直接通過再貸款、再貼現政策來引導金融機構加大縣域、“三農”和中小企業信貸投放、以及推動票據市場發展。截至2021年6月，央行再貸款、再貼現余額占基礎貨幣的6.9%，其中支小、支農、扶貧再貸款占比分別為41.4%、21.7%、9.4%，再貼現占比為27.6%。

“結構性”貨幣政策方面，預計央行將繼續運用再貸款類政策來支持中小企業、縣域、“三農”、以及綠色經濟融資。今年以來國常會多次提到支持中小企業政策不退出，疫情反復下尤其需要加強對中小企業的政策支持，央行可能繼續延長疫情期間對小微企業的優惠貸款政策。在去年中國明確提出雙碳目標之后，央行已多次提及研究設立支持碳減排貨幣政策工具，今年2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提到將推動碳減排支持工具落地生效。我們預計央行即將推出碳減排再貸款工具，通過向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發放再貸款，支持這些機構向清潔能源、節能環保、碳減排技術領域的合格項目發放優惠利率貸款。

此外，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可能進一步向促進共同富裕的方向調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央行對金融穩定的關注度上升，逐步建立了以結構性政策為主的宏觀審慎政策體系，與貨幣政策形成“雙支柱”政策框架。目前作為“總量”政策的貨幣政策主要用于調節總需求，保持銀行體系市場流動性合理充裕，而宏觀審慎政策主要用于結構性調整。2016年央行將對商業銀行的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機制升級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并先后將小微、民營企業融資和制造業融資納入考核體系，近期綠色金融指標也有望納入MPA考核。

八．加強制度建設，推動“三次分配”形成對改善收入分配的有效補充

目前中國慈善捐贈規模遠低于美國。2019年，美國慈善捐贈總額占GDP的比例是中國的近14倍，人均捐贈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是中國的近8倍。具體看，2019年，中國內地慈善捐贈總額為1,509億元，僅占GDP的0.15%；人均捐贈107.8元，僅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35%。相比之下，2019年美國慈善捐贈總額達4,487億美元，占GDP的2.1%；人均捐贈1,365.7美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77%。從長期數據來看，每個國家慈善捐贈總額占GDP的比重相對固定，美國在2%左右，新加坡在0.6-0.7%之間，中國在0.15%左右；慈善捐贈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美國在1.8-2.2%之間，英國0.7%，日本0.3%，中國逐年上升至2019年的0.35%4。

中國慈善機構數量少，且運作不夠市場化。從受贈方看，中國慈善捐贈主要流向公募基金會（2019年占比44.9%）、慈善會系統（2019年占比26.4%）等具有官方背景的專業機構。中國民間慈善機構數量較少，且收到的慈善捐贈相對有限。截至2020年6月底，中國登記認定的慈善組織僅為7,169個。相比之下，美國慈善組織量多面廣，運作更加市場化。美國國家慈善統計中心（NCCS）數據顯示，2019年在美國注冊的非營利組織已經超過了150萬個，工作人員近1,140萬人，是美國的第三大產業，而中國社會組織僅有美國的一半，其中基金會僅有7,580個。

中國來自個人的慈善捐贈較少，同時非貨幣捐贈占比偏低。從捐贈主體來看，中國慈善捐贈主要來自企業，而美國慈善捐贈主要來自個人。2019年，中國61.7%的慈善捐贈來自企業，其中房地產、金融、食品、科技、能源等行業的企業捐贈較多；其次為個人捐贈，占26.4%；其他捐贈來自社會組織、事業單位和宗教場所、政府部門、群團組織等，合計占比不足12%。相比之下，2019年美國68.9%的慈善捐贈來自個人，其次為基金會（占16.8%），另外遺產捐贈占9.6%，而企業捐贈僅占4.7%。

此外，中國慈善捐贈以現金為主，2019年現金占比達69.2%，物資捐贈僅占比30.8%。 中國需加強促進慈善事業發展的制度建設，包括鼓勵并簡化慈善機構設立、加大稅收優惠力度、以及出臺金融、土地、教育、慈善信托等方面的支持政策等。目前中國對貨幣慈善捐贈的激勵機制較為健全，但對非貨幣捐贈尚缺乏充分的稅收優惠支持。美國是世界上慈善事業最發達的國家，也是較早給慈善稅收優惠的國家。與美國相比，目前中國對現金捐贈的稅收優惠政策力度并不算弱，但對非貨幣捐贈尚缺乏充分的稅收優惠支持。此外，國內申請設立慈善機構的程序較為繁瑣，且在金融、土地、教育、慈善信托等方面享受的扶持政策較為有限。

九、風險提示

外部環境發生劇烈變化。中美關系和全球地緣政治風險仍面臨較多不確定性。如果中美關系急劇惡化，將對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當中對外開放一項造成壓制作用。

改革進展不及預期。稅制改革可能面臨阻力，比如遺產稅透明化可能會造成社會爭議，從而對總體的收入再分配帶來負面影響。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我們的任何投資建議。如需使用相關信息，請參閱報告原文。）

精選報告來源：【未來智庫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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