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40年發展，我國律師隊伍不斷壯大，已形成近20萬人的職業規模。但律師專業化教育體系尚未形成，高端人才、專業性人才奇缺，難以滿足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的需求。

近日，中國社科院法學所訴訟法室助理研究員、中國診所法律教育專業委員會原副秘書長劉晨琦就我國律師培訓的優勢、不足及發展方向接受了《法制日報》記者的采訪。

記者：如何看待高校法學教育與律師職業發展的關系？

劉晨琦：高校法學教育是培養卓越法治人才的主要陣地，對律師職業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對于培養律師人才而言，法學邏輯、法學理論是基本功，在基本功打扎實的前提下，必須增加實戰訓練，寓教于一個個實際的案件解決中。

診所法律教育概括來講，就是通過法律實踐學習律師的執業技能和職業倫理，教會學生“像律師一樣思考”。之所以稱“診所”，是因為它汲取了醫學教育模式的經驗——醫學院的學生(實習醫生)在有經驗的醫生指導下獲得有關診斷、幫助和護理病人的醫學教育。診所法律教育強調從實踐和互動中學習，最為理想的就是通過在真實案件中代理真實客戶獲得學習和成長。

診所法律教育在2000年左右引入中國，20年來，從中國診所法律專業委員會的成立，到已有202所高校法學院成為會員院校，法學本科教育和研究生培養在診所法律教育方面不斷加大重視，取得長足發展和顯著成效。

記者：診所法律教育對律師教育有何作用和意義？

劉晨琦：通過傳統的理論教學課堂或者蘇格拉底式的案例分析教學法，對于法學生在解決實際問題、法學(法律)研究、調查事實、溝通交流、談判、辯護、選擇多元化糾紛解決程序、組織和管理法律工作，尤其是分辨和解決職業道德的兩難問題等方面進行指導。

診所法律教育彌補了法學院在實踐能力培養上的不足，是從書本知識到法律實踐的紐帶，為有志于從事法律事務的法學生架起了從學校到社會的重要橋梁，使得他們在學生階段就能夠運用所學為他人提供法律幫助，不僅有助于他們快速實現律師身份的角色轉變，在一定意義上也是我國法律援助體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2017年，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社科法碩”刑事法律診所創新嘗試“多元化師資同臺授課”的診所法律教學模式，聘請包括律師、檢察官、法官等在內的實務專家與學術老師同臺授課，在老師與老師、老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的對話互動中，將理論與實務問題從各個角度加以剖析，使得學生既掌握了實務技能、了解了不同角色法律職業的特點，又在學術問題的實證調研中強化了問題意識和職業倫理的思考。

記者：我國律師行業已經發展40年，當前我國對于律師職業有什么新的要求？

劉晨琦：律師最早屬于“社會公職人員”的一分子，到上世紀90年代通過律師資格考試選拔律師，到后來的國家司法考試再到現在的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律師從業人員也從非法律專業人士充斥行業，到如今以科班出身的法學本科、碩士乃至博士為主。

隨著近年來經濟和科技的不斷發展進步以及全新的社會法律問題不斷增多，司法人員等法律職業共同體的法律專業程度和職業素養普遍提高，以及“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和刑事辯護律師全覆蓋的目標確立等等，都對律師的專業度、職業精細化程度、律所管理制度的優化迭代、律師人才的繼續教育、律師的職業倫理和心理健康、律師的人際能力和復合型背景、跨學科程度等，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戰。

要滿足這些要求，高校法學院在職前理論基礎、實踐技能、職業倫理方面的培養，起到至為關鍵的作用。尤其是職業素養和法治信念的樹立，依靠在其職業生涯過程中自己摸索或再教育加以彌補，往往為時已晚。在法學院里，相比于知識的灌輸和技能的訓練，職業倫理的培養和法治信仰的培育是更易被忽視的重要環節。

與此同時，在司法行政主管部門、行業協會與律所自身的職業培訓基礎上，互聯網法律科技公司、新型法律和律師服務機構方興未艾，律師執業技能和與之有關的現代科技軟件的應用、跨學科的知識補給、心理輔導等與職業發展和繼續教育有關的內容也越來越豐富，下一步需要不斷完善和規范化。

記者：目前，我國律師培養有什么優勢和不足？未來的發展方向是什么？

劉晨琦：實際上，我國最近10年間在法律專業人才的培養方面，已經逐漸探索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卓越法治人才培養道路，不乏理論與政策支撐。我國診所法律教育在19年間也經歷了入主流、規范化、國際化到本土化的發展過程。

我在近10年的法碩培養管理過程中的體會是，在法學院層面，需要在師資選拔、培養和考核機制上加以完善，培養一批理論功底扎實、教學方法專業的實踐教學隊伍，加大在校期間對法律人才的職業倫理和法治理念的培養力度；在外部層面，強化教育部門、司法行政部門和行業協會對律師人才培養繼續教育的重視程度，發揮律師培養的職業化特征，更加注重專業細分與實踐反思，制定有效可行的方案并抓好落實，避免制度虛設和異化是關鍵。

□ 本報記者 劉子陽 本報見習記者 劉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