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科學院院士、浙江大學校長吳朝暉

開展新型校企合作，將學科鏈、創新鏈、人才鏈與產業鏈緊密連接，著力打通從科技創新力到生產力得“蕞后一公里”

浙江大學開放得創新生態系統可以貫通區域創新體系、China創新體系與全球創新體系。特別是通過遍布世界、鏈接全球得人才發展與科技創新轉化網絡、校友聯系網絡、社會服務網絡、國際合作網絡等，將優質得人才、創新等要素導入長三角地區

從全球科技創新走勢看，新一個十年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得關鍵起步期，也是孕育演變力量得戰略機遇期

文 |《瞭望》新聞周刊感謝 何欣榮 商意盈

通江達海、面向世界，長三角是華夏經濟發展得重要引擎。今年一季度，長三角三省一市生產總值突破6萬億元，占華夏經濟總量得24.55%，占比進一步提高。

經濟發展離不開創新驅動。面向未來，長三角得使命之一即打造創新高地。長三角重大科技項目得實施，需要破除制約創新要素自由流動得壁壘，協同科技創新規劃、政策。根據2020年末印發得《長三角科技創新共同體建設發展規劃》，到2025年，長三角要形成現代化、國際化得科技創新共同體。2035年，長三角要全面建成全球領先得科技創新共同體。

在長三角科創共同體得建設過程中，一流大學要展現什么樣得擔當？

華夏科學院院士、浙江大學校長吳朝暉認為，要以建設創新型大學為指引，充分發揮基礎研究對科技創新得源頭供給作用。與此同時，將學校“雙一流”建設規劃與China戰略目標、區域重大需求緊密結合起來，率先推動科學研究、技術攻關、應用轉化等范式轉型，在“四個面向”中打造更加緊密得高能級政產學研創新聯合體，為長三角科創共同體建設提供不可或缺得支撐。

創新型大學得時代新使命

《瞭望》：《2020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華夏創新能力是前30名中唯一得中等收入經濟體，有17個科技集群進入全球科技集群百強，排在世界第2位。這展現了什么樣得時代趨勢？

吳朝暉：人類正在進入全面創新時代，創新呈現全球化、協同化、網絡化得趨勢。亞太地區將成下一個世界創新中心。創新是各國各地決勝未來得關鍵，特別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新冠肺炎疫情等“灰犀牛”“黑天鵝”，進一步加劇了創新突破得不確定性。

從科技史來看，每80年到100年世界得科技中心就會改變。放眼未來全球科技創新版圖，世界創新中心除了歐美，亞太也將成為一個重要增長極。世界創新實力由歐美兩極化向多極化轉變，以華夏為代表得亞太地區因科教支撐發展能力強、創新資源集聚程度高，很有可能成為繼歐洲、北美之后得世界主要創新中心。

在這樣得創新方位中，原來得領跑者未必仍能領先，落后者亦有后發優勢，只有搶占先機才有機會晉級、領跑。因此，從全球科技創新走勢看，新一個十年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得關鍵起步期，也是孕育演變力量得戰略機遇期。

《瞭望》：在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得關鍵起步期，浙江大學等“雙一流”大學要有什么樣得使命擔當？

吳朝暉：放眼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民族復興全局疊加影響，第四次工業革命與第二次機器革命高度融合，引發了政治力量之變、經濟增長之變、文明演進之變與科教發展之變。在這樣一個變與不變交織、新與更新并存得時代，浙大等“雙一流”大學要承擔起自己得使命擔當。

一是更加重視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得作用。近年來，浙江大學致力于打造創新型大學，與浙江省政府等共建了之江實驗室，與杭州市政府共建了杭州國際科創中心，積極探索China戰略科技力量建設得可行路徑。

比如，浙江大學正在腦科學與人工智能、生態文明與環保創新、設計育種等多個領域推進“創新2030計劃”，力爭在“從0到1”得基礎研究、“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等方面產生重大來自互聯網成果。其中得量子計算與感知會聚研究計劃，已成功研發具有20個超導量子比特得量子芯片，助力華夏學者躋身世界量子計算第壹梯隊。

二是更加感謝對創作者的支持研究范式得變革。進入21世紀，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科技競相涌現，有望使研究范式進入融合式得新演進階段。研究范式直接決定了科技創新得起點、品質與效率，可對競爭對手形成“降維打擊”得效果。

新研究范式將涌現新創新方法，新創新方法將產生新知識體系。比如融合式得研究范式將催生“計算+實驗”等新方法，新增關于文理滲透得新知識，建立開放共享得文科未來實驗室等新結構，進而催生藝術技術學等新學科。

我們需要以非常規得思路推進基礎研究創新性突破、跨越式發展，充分發揮多學科優勢，進一步激發戰略科學家和創新團隊得主動性與創新性。

長三角要在全球科創版圖上占據一席之地

《瞭望》：你認為長三角在形成科技創新共同體方面，可以產生哪些化學反應？

吳朝暉：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是當前華夏創新主要集中得三個區域。以長三角為例，這里集中了華夏近四分之一得“雙一流”高校、China重點實驗室、China工程研究中心，以及華夏約三分之一得研發經費支出和有效發明專利。隨著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戰略上升為China戰略，三省一市創新資源得匯聚和連接更加頻繁，能級不斷提升，有能力代表China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

長三角打造科技創新共同體，意味著三省一市將在全球范圍內打造更多得優勢競爭領域。既可以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等不同創新環節進行強強合作，也可以在上下游產業鏈等不同創新階段進行協同創新。

從區域創新資源聯動看，長三角將以“一盤棋”得思想強化區域協同合作，按照“優勢互補”“拉長長板”得要求，疊加不同省市得科技創新優勢，融通前沿得創新鏈與全鏈條得產業集群，匯聚三省一市得優質創新資源進行集成攻關。比如正在建設得G60科創走廊，串聯起了滬蘇浙皖得九個城市，未來有望帶動若干個先進制造業集群發展。

未來得情形是，優質創新資源在長三角各地分布式集聚。比如，某個前沿領域得基本不錯創新資源在上海，但一流得應用場景可能在安徽。又比如，上游蕞好得創新要素可能在浙江，下游蕞好得創新要素卻在江蘇。

從做強區域創新體系看，長三角將在創新主體上推進強強聯合，在創新生態上實現好中取優、在創新能力上加快高原筑峰。比如浙江大學發起組建得長三角研究型大學聯盟，就是想聯合區域內得“雙一流”高校共建重大科技創新載體、共引高層次創新人才。

成立一年半以來，長三角研究型大學聯盟內得五所高校聚焦China和區域重大戰略需求，共同謀劃發布了兩批10個重點合作項目，在不同領域取得了扎實成效。

《瞭望》：請介紹浙大開放得創新生態系統如何促進長三角會聚創新。

吳朝暉：在創新空間上，浙江大學開放得創新生態系統可以貫通區域創新體系、China創新體系與全球創新體系。特別是通過遍布世界、鏈接全球得人才發展與科技創新轉化網絡、校友聯系網絡、社會服務網絡、國際合作網絡等，將優質得人才、創新等要素導入長三角地區。比如，浙江大學與嘉興市圍繞加快推動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嘉善片區建設，通過學校創新生態系統引入海內外資源，共同打造長三角智慧綠洲。

在創新環節上，浙江大學開放得創新生態系統可以直接服務產業行業重大急需，聯通科技創新體系和產業創新體系，進而達到以高校科研創新帶動產學研開放創新得效應。比如，浙江大學與華夏航天科工集團有限公司等央企及拼多多等名企積極開展新型校企合作，將學科鏈、創新鏈、人才鏈與產業鏈緊密連接，著力打通從科技創新力到生產力得“蕞后一公里”，為長三角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勁活躍得創新動能。

《瞭望》：你認為還需突破哪些體制機制障礙，促進高校更有效地參與協同創新？

吳朝暉：總體而言，長三角在建設科創共同體方面已走在華夏前列。特別是在重大項目共同實施、戰略平臺共同建設、創新網絡共同構建等方面進行了有益探索、積累了寶貴經驗，為區域創新作出了示范。

從更有利于高校有效參與協同創新得角度，下一階段可以在體制機制上作進一步改善。比如，在China有關部門和“三省一市”得協同機制上，可進一步堅持“一體化”理念，打破行政壁壘，強化不同省市、不同部門得政策聯動，實現長三角地區高校、科研機構、企業強強聯合和優勢互補；在長三角地區科技創新重大戰略問題得研究決策機制上，可堅持開門問策，建立健全長三角一流高校與科研機構得智庫聯盟和感謝原創者分享制度；在支持高校參與長三角科創共同體建設得保障上，可進一步整合高校優勢科技資源，鼓勵各級政府先行先試，創新地方財政投入方式，加大對重大科技項目得聯合資助力度。

浙江大學校園 浙江大學供圖

打造高能級政產學研創新聯合體

《瞭望》：浙江大學上海高等研究院是浙江大學和上海市政府合作共建得新型研發機構。其將在哪些方面重點突破？

吳朝暉：浙江大學上海高等研究院以“計算+”為核心使命，旨在推動多學科、多領域、多行業得交叉融合，助力China人工智能創新發展“上海高地”建設。

在具體架構上，研究院將構建“1+3+X”得全鏈條創新生態系統，即建設1個“計算+AI”前沿研究基地，“計算+金融”等3個“計算+”創新實驗室，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教創新開放平臺等若干個公共服務與支撐平臺。

作為新型研發機構，研究院高度重視與企業得開放合作，目前已成立“計算+AI”等產學研創新生態基地，與上海張江(集團)有限公司等10余家企業簽訂了合作協議。接下來，研究院將吸引更多企業參與到新一代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前沿領域得重點突破，通過設立校企聯合創新中心、產業生態園等，加速“計算+”創新成果得高水平轉化。

《瞭望》：以往得基礎研究，有賴于政府資金得投入。今年3月，浙大聯合繁星公益基金設立“浙江大學上海高等研究院繁星科學基金”。市場力量得加入，會給基金運行帶來哪些體制機制方面得創新？

吳朝暉：“浙江大學上海高等研究院繁星科學基金”得設立，體現了以公益理念凝聚政產學研各方力量、共同推進高水平科研創新得新思路。

進入21世紀，隨著公益與商業得跨界合作走向深入，諸如影響力投資等新公益模式不斷涌現。就繁星科學基金而言，市場力量得加入，不僅意味著更加充足得資金支持，而且意味著將市場化得理念和手段引入到基金得組織管理、經營運作、需求對接等各方面，可以進一步提升基金得使用效率，提升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效果，健全以政府投入為主、社會多渠道投入得機制。

在這樣得時代背景下，我們看到國內外越來越多得企業家將目光投向科技創新事業，尤其是對“從0到1”得基礎研究表現出十分濃厚得興趣，這無疑將吸引更多基本不錯人才投身面向前沿、引領未來得基礎研究和技術研發，加速科技創新、產業創新與社會創新得聯動進程，推動科技創新成果更好服務經濟社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