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美伊沖突升級，對中國經濟沖擊幾何？

北京時間1月8日，美伊沖突升級和相關消息洶涌而來，再加上近日美國連續急速向中東增兵，令各國市場參與者幾如驚弓之鳥，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然而，仔細審視伊朗此次反擊行動，不難發現，這只是一場精雕細刻的反擊，伊朗的策略是“最大音量，最小殺傷”，美伊雙方的表現表明他們仍然都希望將沖突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內，并不希望發展成為雙方直接正面交手的大規模戰爭，尤其不希望發展成為大規模地面戰。

毫無疑問，伊朗需要對美軍“斬首”蘇萊曼尼適度還手，否則必然損害國內民心士氣。同時，在去年因為民生問題引發國內騷亂之后，伊朗領導層需要通過隆重的蘇萊曼尼紀念活動、葬禮和適度還手來重新凝聚國內民心士氣。

在駐伊拉克大使館遭遇攻擊之后，美國決策層需要對伊朗適度反應以維持、激勵國內民心，以及為今年的總統競選催票，并在國際上維持威懾。但如果放手大打，除非有十足把握能夠速戰速決，否則在這個選舉年就是十足敗招。

有鑒于此，美伊雙方合理的選擇都是適度反應，但避免大打。

一、美伊未來交鋒沖擊市場的可能途徑

盡管美伊雙方的合理選擇都是適度反應、避免大打，但這并不等于美伊這一波沖突確定到此為止，而是很有可能在美國時間新一天展開新一個回合。

美伊沖突新回合倘若發生，美方的主動打擊將集中于伊朗境內目標，伊朗的出擊目標將主要分布在本國境外、中東區域內。而且，除了自己動手之外，伊朗還很有可能通過外國代理人、甚至代理人的代理人來發起行動。在潛在的美伊沖突新回合中，以下領域存在較高風險：

首先是中東區域內油氣生產、加工和運輸設施。伊朗方面主動率先打擊這類設施的動機不強，因為該國國民經濟早已因為多年制裁而相當凋敝，倘若率先打擊油氣設施，等于授人以柄，讓美國得以“理直氣壯”打擊摧毀伊朗油氣設施，從而摧殘其未來經濟重建的基礎。但是，美方主動率先打擊伊朗油氣設施的動機較強，一來這樣可以重創伊朗經濟命脈，二來伊朗在重重制裁之下油氣生產和出口量本來就已經相當小，即使全部停產，對全球油氣市場實際供求也不至于產生太大沖擊，推高油價的效果持續不了多久。須知，在美國這個“汽車輪子上的國家”，油價對民生的影響堪比豬肉價格之于中國。但美方一旦打擊了伊朗的油氣設施，伊朗肯定會對區域內競爭對手的油氣設施發起打擊。作為世界最大原油和天然氣進口國，中國對此影響不能不給予足夠關注。

其次，伊朗方面已經放言，倘若進入新回合，伊朗將打擊阿聯酋的迪拜和以色列的海法兩座城市。海法與中國的經濟往來還不算太大，但迪拜是目前中國在中東區域絕對的商業運營中心，多年來僅常駐迪拜的中國人就在20萬人以上。如果伊朗走出這一步，有可能對當地的中國國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以及經商貿易帶來損害。

第三，伊朗方面進一步還擊的舉措可能會影響到對中國具有重要意義的蘇伊士運河—紅海—非洲之角航道，因為伊朗對也門胡塞武裝具有重大影響力，而且這條航道在伊朗的導彈和無人機殺傷范圍之內。這恐怕是最值得中國，乃至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一致警惕防范的風險。因為這條航道是東亞與歐洲、東非、地中海區域貿易的主要通道，全球貿易流量大致14%左右要通過蘇伊士運河。

第四，美伊沖突對伊拉克和利比亞沖突的溢出效應。因為伊拉克議會在遜尼派和庫爾德人議員全體缺席的情況下表決通過了驅逐外國軍隊（實際指美軍）的決議，根據伊拉克什葉派、遜尼派、庫爾德人三大群體之間水火不容的現狀，如果伊拉克什葉派議員通過的驅逐美軍決議真的付諸實施，結果完全有可能是伊拉克戰火全面重燃，該國徹底解體成為3個、甚至更多國家。

同時，在2019年地方選舉慘敗之后，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有著強烈動機通過強硬外交路線重振威望，再加上與利比亞現政府海上劃界協議給土耳其帶來的海上油氣資源儲量，驅使他在這次美伊沖突升級之前就宣布將出兵利比亞。美伊沖突升級，必然會被土耳其方面視為擴大干預利比亞的良機。事實上，土耳其已經開始這樣行動了。

美國重啟制裁后的伊朗油氣生產出口本來就已經顯著減少，美伊沖突即使直接沖擊伊朗油氣生產出口，對全球能源市場實際影響也不會太大。但鑒于伊拉克和利比亞在國際油氣生產出口中的分量，美伊沖突的溢出效應不可低估。

二、冷靜堅定維護中國利益

中美伊三邊關系并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那樣簡單，而是存在復雜的多面性，由此決定了中國在考量與美國、伊朗關系的利弊得失時不能不多方思考。就總體而言，中美伊關系的多面性表現在以下方面：中國與美國在經貿文化等各方面聯系遠遠超過與伊朗之間的聯系；中美文化兼容性遠遠高于中伊文化兼容性，且美伊文化淵源遠大于中伊文化淵源；中、美、伊政治體制相互之間存在根本性分歧；中國與伊朗在反對美國霸權主義方面存在重大共同利益。

在如此多面、復雜的關系下，面對美伊沖突，要冷靜、堅定地維護中國利益，我們需要明確以下原則：

首先，我們必須明確，中國是一個獨立自主、擁有自己獨立利益和獨立判斷能力的大國，而且是一個已經走出屈辱近代史取得了偉大進步的新興大國，因此，我們既不應捧美、也不必捧西。

其次，我們必須明確，對待西方、對待美國，我們需要從兩個視角審視。其一是競爭對手視角，這一點眾所周知，因為美國與我們多年來一直存在競爭關系，因為美國2017年末《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我們列為最大戰略競爭對手，因為2018年以來中美之間爆發了史詩級貿易戰，并以此為轉折點在幾乎所有領域的摩擦都急速加劇。在當前和未來相當一段時間里，中國對美關系“以斗爭求團結”的目標可能已經無法達成，最多只能“以斗爭求共處”。無視這一點，要么是陷入了東郭先生的思維，要么是不戰屈服，兩者都是不可接受的。

與此同時，我們還需要意識到，看待美國時僅有上述一個視角是錯誤的，從長遠來看，對中國發展更重要的當屬另一個視角，即國際經濟政治體系候補主導大國的。亦即中國應當從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主導大國的角度，著眼于可持續地發揮主導作用，設身處地評估美國這個現行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主導大國作為的得失成敗，總結其經驗教訓，為我所用；這樣，一旦歷史將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主導大國的責任放上中國肩頭，我們就不至于全無準備，手足無措，從而錯失良機，甚至陷入困境。

第三，我們需要明確，即使在2018年以來中美兩國在幾乎所有領域的摩擦都急速加劇的情況下，對美關系“以斗爭求團結”的目標已經無法達成，我們在堅守原則的同時，也要力爭“以斗爭求共處”。

□梅新育（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編輯 陳莉 校對 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