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喬治·斯坦納去世|反對漠不關己的精英主義

2020年2月3日，著名文學批評家喬治·斯坦納在英國劍橋逝世，享年90歲。

撰文 | 宮照華

在“二戰”期間的“大屠殺”之后，寫詩的確變成了一件殘酷的差事。猶太人出身的喬治·斯坦納曾經親自在納粹軍官身上接觸到語言的沉默與無力。他曾在書中提道，當時的納粹軍官是如何地欣賞詩人里爾克，并能針對詩歌與美學談出非常有見地的觀點，那些在集中營內施虐的劊子手并非不懂得美與道德，相反，他們能夠談論得很好。這些現實影響了喬治·斯坦納日后的文學批評思想。

由于維也納對猶太人的迫害，斯坦納一家先是移居到了法國，1944年，喬治·斯坦納又從法國前往紐約，成為了美國公民。他開始在大學中思考語言與社會功能之間的關系。“除了一知半解、粗疏簡化、瑣屑不堪，事實上，還有什么能夠感染那些被大眾民主召喚進市場的半文盲大眾呢？”自幼在家庭中接受古典文學教育的斯坦納在現代生活中看到了語言的退化。

1959年，喬治·斯坦納被任命為普林斯頓大學的講師。在大學的演講中，他不斷提到語言退化與大屠殺之間的相關性，但在當時，支持他觀點的人并不多，相比于大屠殺與語言的關系，人們對敦刻爾克、閃電戰等事件更感興趣。但斯坦納依舊在作品中拋出類似的問題——偉大的藝術是否有可能與野蠻和邪惡并行？反猶主義是否可能是一種針對摩西一神論的、充滿負罪感的報復？有沒有可能，藝術最理想的催生環境不是精英社會，而是極權社會？

1967年，他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語言與沉默》。在這本書里，斯坦納不僅針對之前的舊問題給出了深刻的思考，還試圖從神學的角度給出更具雄心的回應。英國批評家詹姆斯·伍德在《喬治·斯坦納的不實臨在》中，總結了斯坦納文學批評的核心問題，那不是一種純粹的文本批評，而是直接面對文學藝術中時常出現的虛偽，并試圖撕破它。

“斯坦納推測，也許藝術鼓勵野蠻，因為它把觀眾包裹在虛假中，這種虛假比現實的困境更為繁茂。對于偉大藝術和思想的執著，也許會助長一種對世界漠不關心的精英主義。”詹姆斯·伍德對這位批評家前輩寫道，“斯坦納不時提醒我們藝術和非人性是同謀。但奇怪的是，吸引斯坦納的似乎是非人性。這可不是隨便說說的。專制式的玩忽，上帝般的分離，邪惡的神秘，疾病和瘋狂如韋伊或卡夫卡或克爾凱郭爾——這些都是斯坦納珍視的品質。最能保護偉大藝術生命的政治體系是精英的、反民主的、不公正的，甚至可能是極權的。如果斯坦納不得不選擇，他情愿為了藝術的緣故，選擇某種更接近蘇聯的版本，而非美國的、民主的、改良的版本。”

以伍德總結的觀點來看，喬治·斯坦納似乎正好走向了他所批判的邪惡一面。但實際上，與其說斯坦納對蘇聯或極權體制展開擁抱，倒不如說他無法理解美國的文學狀況：一群無父無母、遠離了歐洲古典中心的杰作；擁躉眾多、作為商品銷售的暢銷書；還有全新的、伊甸園般的歷史經驗。

由于父親的反對，斯坦納沒有繼續留在美國當教授，1969年，他成為了劍橋大學的特別研究員，1974年，他接受了日內瓦大學提供的比較文學與英語文學教授的職位，他在這個職位上工作了20年，用四種語言教學，直到1994年退休。在退休后，他還繼續在媒體上撰稿，發表文章。在30年的時間里，他為《紐約客》撰寫了200多篇評論。2008年的時候，斯坦納還在《泰晤士報文學增刊》上發表文章《畢希納繼續存在》。經典文學依舊吸引著他的頭腦。

2月3日，90歲的斯坦納在英國劍橋的家中去世。繼去年的哈羅德·布魯姆去世后，又一位世界級文學批評家的逝去仿佛預示著一個時代的結束，暗示著那個尊崇古典文學、在文本中探索神性與社會責任的批評時代的逝去。無論是斯坦納，還是布魯姆，他們都曾對解構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泛濫感到擔憂。在絕對的相對主義中，文學不單單是表現一切事物，它甚至具有了“包庇”一切事物的危險性。特別是在當下文學與藝術越來越證明，教養與智識、知識與道德和正義間越來越不具備必然的聯系，私人生活從對社會指令的拒絕和個人主義的最后尊嚴滑向了漠然的精英主義，在這個時刻，如何重塑文學的意義，如何在社會紐帶中重新為知識尋找應當的安置之地，是斯坦納的作品余留給我們的、最具現實意味的反思。

作者 | 宮照華

編輯 | 董牧孜，校對?| 危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