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業招工難已經不是什么新聞，很多年輕人選擇做快遞、送外賣，也不愿意進工廠，以至于沿海一些制造業重鎮的老板們站街兩公里等著工人挑。

　　相關的一些宏觀數據也折射了制造業的尷尬處境。前不久，人社部發布的“2021年第三季度全國招聘大于求職‘最缺工’的100個職業排行”顯示，新進排行的28個職業中，有19個與制造業直接相關，占比接近7成。

　　今年4月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表明，制造業從業者的主要群體之一——農民工比重為27.3%，比上年降0.1個百分點，　而這一負增長的趨勢已持續多年。與之對比，從事三產的農民工比重為51.5%，比上年上升0.5個百分點。　

　　而且，制造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也呈現明顯的下滑趨勢，從2011年的　32.1%下降到2019年的27.2%。

　　這種趨勢當然不是我國獨有，制造業占比下降、服務業占比上升符合產業規律，不必過度緊張。

　　但我們的特殊之處在于，工業化未完成，實體基礎尚不牢固，就業還需“蓄水池”，人均收入水平還不高，以制造業為主的二產比重下降顯得早了些、快了些。

　　那問題出在了哪里？流行的說法是，制造業成本上升過快，擠壓了企業利潤。但全行業成本其實都在上升，“成本說”這個解釋不免有些牽強。

　　事實上，這背后情況迥異，有的制造企業不是訂單不夠，而是訂單太多了、工人不夠，難以擴大產能；有的是疫情帶來短期外需大增，但企業不愿意永久性擴大產能，以防日后的閑置；還有企業出于景氣度和回報率的考慮，不愿意投資……這種種現象其實都是理性人計算的結果。

　　究其根本，低端過剩、高端不足。從成本、價格到訂單、產能，中低端制造業受外部波動的影響大，面臨著“兩頭擠壓”，上游是原材料價格上漲，下游被渠道、平臺、外企“卡脖子”。日子過得“憋屈”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人隨產業走。在人口紅利期，由于勞動力價格較低，沒有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的動力；在人才紅利期，付不起新興服務業所給的較高工資，行業吸引力下降也就順理成章了。

　　因此，“逃離”制造業現象的背后，主要原因不是人變懶了，恰恰是出于人不甘于掙“性價比低”的辛苦錢這樣的理性盤算。

　　對個體來說，唯有收入提高了，更多地投資于教育和技能，才能不斷給自己增值；對企業而言，付出更高的工資，獲得更高水平的人才，才能打造更高質量的產品；對國家而言，實現在國際價值鏈條中的向上攀爬，增強競爭力，這才是一個良性循環。(文/萬泉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