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發文人 陳潔 實習生 吳淑萍 廣州報道

至今回想起來，靜怡（化名）仍想不明白，為何在一所職業學校學習幼師專業的自己，會在實習的時候被丟到一所工廠的流水線上。

“我們學幼師的，結果被學校安排進廠打工，說白了就是幫學校賺錢。”靜怡說，“但是去工廠實習我們得到的是什么？我們專業根本不對口。”

但她并不敢反抗，一方面是不去實習沒有學分，另一方面又擔憂學校不給畢業證。

21世紀經濟報道發文人采訪后了解到，和靜怡有同樣問題的職校生不少，職校生專業與實習不對口的問題非常突出，很多非制造業相關專業的職校生，卻成為工廠的“廉價實習工”。

徐夢也是其中之一，她在職校學習禮儀專業，但卻被學校安排進電子廠打工。“之前和我們說分早班和晚班，只工作8個小時，但是我去的時候要工作12個小時。”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對21世紀經濟報道指出，2016年有關部門出臺了管理職業院校實習的規定，但是并沒有得到有效的落實，最關鍵的在于當出現職業學校違規組織學生實習，往往僅是對這些違規實習進行叫停，并沒有進一步的處罰。

職校生成“廉價實習工”

職校生的實習混亂問題早已有之，專業不對口、超時加班、工作環境不佳……很多職校生發現，實習的“坑”不斷。

2016年，《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以下簡稱《實習規定》）出臺，提出學生在實習單位的實習時間根據專業人才培養方案確定，頂崗實習一般為6個月。實習崗位應符合專業培養目標要求，與學生所學專業對口或相近。

但是，近年來，仍然有很多職校生在面對實習專業不對口的問題，而他們經常遇到的情況是，無論是何專業，一般均需要上工廠流水線實習。

“我是在上學期被學校安排到廠里打螺絲的。”2022年將畢業、在職業學校上學的李軍（化名）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發文人，學校安排實習與學的專業沒關系，基本上不管是何種專業，到時間都是安排去做流水線上的工作。

如果只是專業不對口，很多職校生尚能忍受，但是超時工作、工作環境不佳、工資被克扣等問題，使不少職校生感覺自己被當成“廉價勞動力”。

“上流水線特別累，我們有好幾次因為沒有達到規定的產量，被線長留下加班，到晚上8點多才回宿舍。”靜怡表示。

整體來看，靜怡的實習加班情況還算好，不少職校生表示，他們一天實習工作，有時能達到12、13個小時。

李軍表示，他在實習階段，需要從早上8點工作到晚上7點半，有時候加班還要工作到晚上9點半，整體看一天達到12到13個小時的流水線工作。

這并非罕見情況，趙俊（化名）是一個中等職業教育的學生，他對去電子廠實習的經歷不堪回首。

“我在初三的時候沒有參加中考，讀的對口高考班，對口高考班學生是拿三校生的文憑（即正在接受中等職業教育的學生），也就是中專文憑。”趙俊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發文人，他在2021年6月畢業，卻發現自己在畢業前必須去實習。

趙俊表示，他們這些參加了單招的同學在畢業前被學校告知，由于屬于中專生，因此需要去實習，學校表示不按照規定來執行就不發給他們畢業證，檔案袋里還有一個社會實踐報告會寫不合格。

最終，他進入了一家電子廠實習，工資是1800元的底薪加提成，一個月大約能賺到3000元出頭的工資，卻感覺自己的工作非常“廉價”。“在這邊一天要工作12個小時，主要做制造業的普工工作，扎線、裝箱、拉貨等。我本來計劃是拿到錄取通知書就去外面打工，18元一個小時，后面被學校搞這一出，計劃趕不上變化。”

靜怡的工資更低，還遭遇了層層克扣。她表示，實習的底薪2200元，不包吃，也沒有補貼。本來實習工來回的車費是工廠里包的，但學校收取了來回880元的費用。此外，住宿的地方是8人間，每個月水電費每人交80元。“不去的話，學校又不給學分。父母還怕我不去的話，學校不給畢業。”

根據《實習規定》，接收學生頂崗實習的實習單位，應參考本單位相同崗位的報酬標準和頂崗實習學生的工作量、工作強度、工作時間等因素，合理確定頂崗實習報酬，原則上不低于本單位相同崗位試用期工資標準的80%。

熊丙奇指出，針對接連曝出的一些學校、用人單位把學生作為廉價勞動力，違規組織學生進行與專業不相關的“實習”，讓學生加班加點在流水線當工人，且只給學生低廉的報酬的問題。教育部等五部門曾頒布《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但是把學生作為廉價“學生工”的事還是一再發生。

職校實習卡在哪？

8月12日，教育部官網發布一則公告，稱為進一步規范職業院校學生實習管理，維護實習各方的合法權益，發揮社會公眾監督作用，根據《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辦法》《職業院校學生實習管理準則》等有關要求，現將教育部和各省級教育行政部門職業院校學生實習熱線電話予以公告。熱線電話專門受理職業院校學生實習管理方面政策咨詢、建議和有關問題反映。

21世紀經濟報道發文人采訪后了解到，很多職校生害怕拿不到畢業證，或者希望能獲得專升本的資格，認為實習盡管艱難，但“頂過去”就好。

“我們可不敢去當地的教育局舉報。”靜怡說。

一些地方也多次強調，職校生實習必須規范。比如，安徽四部門聯合發布《致教育工作者的一封信》，其中涉及職業教育，提出職業學校和實習單位不得向學生收取實習押金、頂崗實習報酬提成、管理費或者其他形式的實習費用，不得扣押學生的居民身份證，不得要求學生提供擔保或者以其他名義收取學生財物。

那么，更規范的職校生實習卡在哪？

熊丙奇指出，學校組織學生去實習，面臨不少現實問題。首先，有資質的實習單位，很多不愿意接受職校學生，相反，愿意接受職校生實習的崗位，更多出現在低端制造業企業中。因此，很多職校不得不選擇這些企業來完成實習的教學任務。其次，不少地方政府從當地經濟發展考慮，擔憂低端企業找不到普通的勞務工人，面臨關門破產的問題，因此對學生工代替勞務工會“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目前來看，低端職業教育和低端產業形成了一個鏈條，如果要嚴厲治理廉價學生工的現象，就需要學校和地方政府聯合為學生提供高質量實習單位。同時，需要對違規組織事情進行嚴厲的處罰，包括減少招生或者停止招生。另外，應該在學校內實行現代職業院校制度，職校生的實習不能由學校單方面決策。”熊丙奇說。

21世紀經濟報道發文人采訪后了解到，很多職業院校的收費并不低，有些甚至超過2萬元一年，但是學生得到的教育卻是相對低質量的。

對此，熊丙奇認為，事實上職業院校培養一個學生，理論上的成本會高出普通教育，因為職業院校需要有“雙師型”教師隊伍，需要實習實訓基地，因此盡管學費不低，但僅靠學費其實無法支持高質量的職業技術人才培養。

“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部門必須要加大對職業教育的投入，這是提高職業教育質量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熊丙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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